导读：1958年全国掀起了，然而在中出现了很多问题，这样一些问题如今被佞人们视为抓到了把柄，进而大肆攻击，那么当初为何需要发起呢？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出现的问题到底应该由谁承担呢？

  但是，苏联在1957年停止了对我们的投资，不再像之前先交货后交钱，而是要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这就意味着形势将变得严峻起来，因为“一五计划”之时，我们通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与之配套，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也被激发出来，于是提前超额完成了“一五计划”。

  “二五计划”实施在1958年，但是我们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会议上，就正式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然而，1957年苏联突然停止投资，这相当于临时出现了突发事件，而且1958年马上就要来临，此时“二五计划”即将动工实施，如果你是当时的决策者，你该怎么样应对呢？

  我们都知道一个简单的道理，作为一家之主，说话要言而有信，原本说好过年给孩子买件衣服，自己却没做到，那么孩子会怎么样看待这个父母呢？

  制定的计划和目标不是简单地达成目标，而可以解决更多人口的就业问题，能增加人民群众的收入，能增加每个家庭碗里的粮食。

  人心和人性是一个复杂的东西，负面信息造成的破坏力，远大于正面信息造成的战斗力。

  既然已经定好的计划和目标，即使情况有变，也要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否则将影响到国家的公信力和人民的信心。

  原本安排一个团夺取阵地，三个营分别从三个方向进攻，但是实际发起进攻时，有一个营没有及时赶到，那么另外两个营就不发起进攻了吗？

  显然，不但要发起进攻，而且还要另外两个营发起更猛烈的进攻，因为贻误战机会满盘皆输。

  当时苏联停止对我们投资，如果我们还不抓紧建设，那么谁能保证后续苏联还会不会搞“幺蛾子”，对我们采取其他的做法呢？

  当时我们的部队和部位都已经全盘苏化，此时苏联停止投资，明显就释放出情况有变的信号，后面的事情可能会向更坏的方向发展。

  这就是当时提出的底层逻辑，在停止投资的不利条件之下，我们更要靠自己抓紧时间大干，做到未雨绸缪。

  1958年，苏联要和我们搞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实际上就是要在我们的国土上建立苏联的海外军事基地。

  1959年9月，中印边境发生冲突，苏联发表偏袒印度的塔斯社声明，将中苏分歧向全世界公开化。

  1960年7月，苏联召回在华工作的1390名苏联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的600余个合同、合作项目。

  在这个关键点上，如果我们还不抓紧时间争取加快建设，必然会失去对局势掌控的主动权。

  “一五计划”期间，由于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促使建设进度很快，导致我们的财政吃紧。

  当苏联停止投资之后，我们的财政很快便出现了赤字，没有资金来维持住工业化。

  但当时西方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全面封锁我们，如今苏联也开始对我们发难，我们就没有机会借到钱，如果想借到钱，那就会出卖我们的主权。

  但是，老人家绝不拿千万英雄烈士流血牺牲换来的主权跟别国进行交换，这是我们的底线。

  因此，我们当时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们能依靠的只有人民群众。

  在资金匮乏，技术落后的情况下，我们能做的只有提高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实现从精神到物质的转化。

  为了维持住工业化，保证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不成为烂尾工程，在不可预知还会出现什么突发情况之前，我们一定要要加快建设。

  这些佞人们说老人家搞意识形态斗争，实际上却是这帮人在搞意识形态的标签，从来不考虑当时的真实的情况，也从来不以经济学的角度思考。

  为了保证“二五计划”顺利实施，从1958年一开始，老人家就开始着手从思想上为扫除障碍。

  老人家提出了“积极平衡”和“不断革命”的思想，指出要做到又红又专，政治与业务对立统一。

  老人家在会议上谈到了劳动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原因来自五个方面：“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影响劳动人民。二、主观主义的原因。看不准，估计不足，右了。要经常提醒跟着形势前进。三、领导的原因。领导好一些，经常把几个问题放在心里想一想，同少数人吹一吹，这是一个重要方法。”

  关于“不断革命论”，老人家说：“我们的革命步骤是，一、夺取政权，把敌人打倒，这在一九四九年完成了。二、土地改革，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二年三年内基本完成了。三、再一次“土地革命”，社会主义的，主要是实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一九五五年也基本完成，一九五六年有些尾巴。这三件事是紧跟着的，趁热打铁，不能隔得太久，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如果建立了，就得再花力气去破坏。四、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整风运动，这一次今年上半年就可完成，以后有问题还要搞。五、技术革命。技术革命属于生产力、管理方法、操作方面的问题，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搞。”

  在这个问题上，老人家做了阐述，他说：“前三个问题今后没有了，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的革命仍旧有的，但重点放在技术革命。要大量发展技术专家，发动向技术好的人学习，在工厂、农村中要有初级的技术家。政治家与技术家结合起来。从一九五八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革命的同时，着重放在技术革命方面。着重搞好技术革命，不是说不要政治了。技术与政治不应脱离，思想政治是统帅，政治又是业务的保证。”

  这就是让佞人们惶恐不安的“不断革命论”，完成土地革命的基础上，逐步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同时发展科学技术，请问错在何处？

  老人家在会上批评了“反冒进”，针对“反冒进”的人提出的综合平衡，指出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提出了“积极平衡论”，提出了中央和地方要做三本账。

  1月15日，老人家在听取一些省市党委负责人的汇报中插话中说：“水、肥、土，连干三年，十年决定于这三年，面目改观。”

  同时指出：“各省成立农具研究所，与工厂结合。工具革命，把手把肩解放出来。”

  今天的佞人们说老人家那个时代蛮干，看清楚老人家的年谱上写得清清楚楚，为维持住工业化，我们在农业上下功夫，但绝不是蛮干，而是科学发展的态度，何来蛮干之说？

  1月24日，我们复电金日成，给出了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时间表，在1958年年底之前分三批撤出朝鲜。

  从朝鲜最后撤出的人民志愿军约25万人，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多出了25万张嘴要吃饭。

  要面对这么多的问题，面的来自国内外的压力，当时我们制定了三本账有什么错呢？

  现在你把自己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你来做这个决策，你会做出什么样的抉择呢？

  此时，我们已把权力下放到地方，为何需要分权，就为了让地方能够更灵活地发展，能够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共同来维持工业化。

  这一点，老人家在成都会议上说过：“南宁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可以改，而且应当改。怎样改呢？一个办法是和群众见面，一个办法是搞大字报。另一个问题是地方分权，现在慢慢的开始实行。”

  权力下放之后，后面出现的问题便是地方的责任，但是佞人们把责任归咎在老人家身上，对于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详细讨论，到底是不是老人家的责任。

  3月10日，老人家在听取华北各省市区党委负责人的汇报中插话说：“地方工业有三大任务，一为农业服务（基本的），一为大工业服务，一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此外，还要为出口服务。苦战三年，自留地和社员个人养猪不要减少。三年内增加合作社的积累，分得少了，应该让农民发展一些副业，增加一些收入。自留地减少，又不让多养猪，这样两头堵死不好。”

  什么是事实求是，老人家的年谱上写得清清楚楚，老人家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政策，都是根据当时的真实的情况来制定的。

  老人家总结新中国成立8年来的工作，研究了经济建设的有关问题，树立经济建设高速度的思想，确立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指标是：要求比1957年工业总产值增长33%，农副业增长16.2%，财政增长20.7%，基本建设投资提高41.5%，钢煤等产品增长30%—35%，粮食增长16.6%，棉花增长24.8%。

  实事求是地说，这个增长率对于一个新成立才8年的国家来说并不算高，因为基数本来就低，所以这个增长率其实还算不上高指标。

  4月1日，老人家听取了吴芝圃汇报，这个吴芝圃就是后来信阳事件的幕后主使。

  老人家不同意吴芝圃讲的河南一年实现绿化，问他：你们怎么能一年实现绿化？劝他把指标修改一下，规划调整一下。

  4月2日，老人家听取曾希圣汇报，曾希圣汇报到安徽的水利问题，并拿出水利建设规划图给老人家看。

  老人家说：你们能三年改变面貌很好，但是我表示怀疑，多搞几年也不要紧，你讲得有道理，我不能完全不信。河南人多，你们恐怕赶不上，不要蛮干。

  “对群众是说服还是压服？我们从红军时期开始，几十年来总是讲要说服，不要压服。为什么解放以来，忽然来了一阵风，只要压服，不要说服？是压服，我们也压服，与还有啥不一样的区别呢？”

  “今后要把底告诉农民，把全国的总账告诉他，你再增产国家也只要这么多，今后完成征购以后的余粮也保存在乡、社。”

  这些都是有历史资料可查，今天的佞人们说老人家晚年犯错误，但是我们查来查去，不知道错在哪里？

  老人家在武汉会议上，进一步阐述了他在成都会议上提出的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的观点，认为劳动阶级是工人和农民，剥削阶级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残余，地、富、反、坏及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

  会议正式制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老人家在会上提出，要敢于插红旗，拔白旗，鼓励年轻人不要迷信权威，要敢于挑战权威。

  老人家说：“凡是有人的地方总要插旗子，不是红的，就是白的，或是灰的，不是无产阶级的红旗，就是资产阶级的白旗。”

  所谓的白旗就是具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人，这些人反映出来的就是一种消极的态度，甚至是反动的想法。

  如果你不去占领思想的阵地，反动腐朽的思想就会去占领，就会毒害我们的下一代，如今被西方吹捧的那些诺贝尔将和雨果奖的作品，就是在思想阵地上插白旗。

  为此，在5月25日党的八届五中全会召开时，会议决定主办《红旗》杂志，《红旗》杂志就是这么来的。

  《红旗》的创刊词便是“毫无疑问，任何地方，若还有资产阶级的旗帜，就应当把它拔掉，插上无产阶级的旗帜。”

  “拔白旗、插红旗”运动涉及领域十分普遍，农业、工业、商贸、军队、文化教育、思想战线、史学领域、电影艺术界等。

  5月26日上午，老人家重阅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

  之后写信给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及省市区党委，他在信中写道：

  “重看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是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

  在此之前的6月到8月之间，苏联与我们就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问题未能达成一致，中苏之间的矛盾逐渐深化。

  因为老人家担心有几率发生大规模战争，战争中的武器都是用钢制造出来的，如果我们毫无准备，那整个民族就有倾覆的危险。

  老人家在会上说道：“有些人不懂得，完成一千一百万吨钢，是关系全国人民利益的大事。”

  其中重点提到了两个产量，一是钢产量要在1957年530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100万吨；二是粮食产量达到 6500亿斤，每人1000斤。

  由此形成了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的方针，显然这两者都是为了应对战争。

  会议提出“以钢为纲，全国跃进”的方针，号召1958年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

  工业“以钢为纲”并不是想当然的做法，而是长期实践的经验总结，老人家在后来的郑州会议上，专门阐述了我们为何需要“以钢为纲”。

  用他的话来说，那就是“八年不晓得以钢为纲，今年九月才抓住了以钢为纲，抓住了主要矛盾的主要侧面。”

  建工厂、学校、医院、邮局、车站、码头、集市等，都要修房建屋，能不用到钢材吗？工业、水利、化工、能源、电力、医疗、交通、矿山等，哪个行业不用到钢材呢？

  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哪一项不用到钢材呢？如果说工业化是一个婴儿的话，钢材无疑是这个婴儿的骨架。

  1958年，我们的农业增加值是445.9亿元，工业增加值是483.6亿元，服务业是382.8亿元，我们实际上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只不过这个基础还很薄弱。

  因此，赶在新中国十周年时完成工业化，作为进入工业化国家的一个标志，显然有着重要意义。

  1958年原定计划是620万吨，后来增加到750万吨，又增加到900万吨。

  鉴于当时工业的发展速度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于是在6月19日，中央和冶金工业部一些在讨论时，老人家就说，“你们搞九百万吨，何必不多搞一点，索性翻一番可不可以呀？搞一千零七十万吨。他们说行。”

  所以，1070万吨钢的生产指标就是这么定的，这个指标是与几个部委负责人确认之后定下来的。

  定下这个指标，也还是为了应对今后也许会出现的严峻形势，做到防范于未然。

  老人家还在会议上谈到了资产阶级法权制度依然存在，他说，“在所有制解决以后，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还存在，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问题。整风以来，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差不多破坏完了，领导干部不靠威风，不靠官架子，而是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靠说服。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的问题。”

  1958年掀起“”运动，目的是为了应对苏联给我们制造的很多问题，维持住我们的工业化，而苏联当时停止了对我们的投资，要求我们以贸易的方式来完成后续的援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又该怎么样才能解决呢？

  “以粮为纲”除了应对战争的需要之外，还要用来抵债，以维持住工业化，如果不“以粮为纲”，我们怎么样应对当时的情况呢？

  从1959年到1960年，我国向苏联出口了600万吨的粮食，只有向他们出口粮食，我们才可以以较优惠的价格买到技术和设备，因为当时是卖方市场，苏联说了算。

  中央无法对地方实现财政分配，不能对地方拨款，就没有办法进行援建项目的继续施工。

  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我们实行全面封锁，因此我们没办法向外申请贷款，一切只能靠我们自己解决，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困境。

  1958年初，老人家提出“调动两个积极性”，也就是中央和地方都发动积极性，而不再是之前由中央来全面拉动。

  老人家希望地方政府也想办法加入到工业化建设中来，因为我们的工业化不能中断，这就要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于是，中央将财权、计划权、企业管理自主权、人事权这四大权力下放到地方，希望地方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灵活地利用政策来加快发展。

  但是，当时我们的经济是参照苏联的计划经济，从中央到地方，整个经济部门都有苏联专家和顾问在把控。

  因为他们有三十多年的管理经验，所以我们当时的发展模式其实是按照苏联专家和顾问的意图实施。

  当时我们地方干部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很多都是文盲或半文盲，大多数人并不了解什么是工业化，更不知道如何搞，这样的干部自然无法领导地方搞出什么名堂，当时只能依靠苏联专家和顾问。

  而苏联的发展模式属于粗放式类型，高投入高产出，精细化程度较低，存在某些特定的程度的资源浪费，这样一些问题便在中爆发出来。

  一个困境是1959年4月老人家卸任国家主席，退居二线，由担任国家主席，成为一线领导。

  另一个困境是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召回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的600余个合同、合作项目，并停止供应设备。

  一方面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时，不直接反映到老人家这里，难以及时得到纠正，这一点在三年困难时期尤为严重。

  另一方面则是发展陷入了困顿，我们的地方干部离开了苏联专家之后，不知道该怎么样发展，于是出现了刮“五风”的现象，即官僚主义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浮夸风、共产风。

  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之后，一些地方干部依然按照苏联原来的那套模式来搞生产建设，于是开始盲目蛮干，最终出现了高成本和高浪费的情况。

  一些地方干部则是别有用心，他们为自己的政绩，开始定高指标，同时谎报生产，于是“五风”泛滥。

  苏联专家没有被召回去之前，至少还能获得苏联提供的资金、设备和技术，即使粗放式地生产，依然能够维持。

  如今苏联专家撤走之后，资金没有了，设备也不提供了，技术也不支持了，地方干部就更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一些地方干部不仅文化水平不高之外，还带有一些投机心理，这些都是导致中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的重要因素。

  “”并不是空穴来风，其实就是与“反冒进”的斗争，是在当时严峻形势之下做出的决策，是在财政无法对地方实行分配时，权力下放到地方的全国运动。

  面对当时的严峻形势，老人家认为人民公社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了，“”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只有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才能渡过当前的难关。

  既然群众发动起来了，那就不能泼冷水，只能在实际在做的工作中去纠正和解决出现的问题，不能既放了权又不准干，那就成了言而无信。

  因此，其实就是一场自下而上的运动，借助“一五计划”中人民群众反映出来的积极性，进一步在“二五计划”中推进的一场运动，这并不完全是我们当时的顶层设计。

  为维护国家主权，为了维护工业化建设，在外资停止投资还要求还债的情况下，在财政出现赤字的情况下，老人家将四大权力下放到地方，让地方享有更大的自主权，以便参与到工业化进程中来。

  “”从1958年“大炼钢铁”时慢慢的出现问题，但当时的问题还不严重，到了1959年老人家退居二线之后，问题就形成了连锁反应。

  从执行者的角度来说，当时的执行者是地方干部，权利下放到地方之后，地方干部搞出了很多问题，这怎么也算不到老人家身上。

  从指挥者的角度来说，从1959年4月之后，老人家就退居二线，实际一线指挥的并不是老人家，因此当时出现的问题，也算不到老人家的身上。

  关于“”中出现的问题，老人家在1958年下半年有所察觉，于是在11月便召开了郑州会议进行纠错。

  今天佞人们对“”深恶痛绝，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老人家身上，如果真要厘清责任的话，我们大家可以一桩桩一件件地去核实历史。

  恐怕真要是认真起来，恐怕佞人们不敢较这个真，只要深入分析就知道，谁才是真正应该承担这些责任的人。

  “人民公社”、“”、“总路线”被称为三面红旗，这是老人家捍卫到底的三面旗帜。

  1、在中国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线、在杭州会议上的讲线、在南宁会议上的讲线、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插线、年谱．中央文献研究室、逄先知．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

  6、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线、十年来“”研究若干问题综述．李庆刚．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03-25

  8、中国历史系列辞典．中国党史学会编．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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